“如果我选了爷爷，妈妈会不会再也不回来看我了？”当10岁的小宇在电话里怯生生地问我时，我握着听筒的手一下子就顿住了。

小宇今年10岁，父亲7年前因交通事故不幸去世，母亲4年前改嫁再育，小宇常年由祖父母抚养。因父亲身故赔偿款分割矛盾，祖父母和母亲嫌隙日深。抚养小宇期间，母亲未付分文抚养费，如今祖父母起诉要求变更监护权，并向小宇母亲追索抚养费。

挂断电话，小宇那句小心翼翼的提问始终绕在耳边，像一根刺扎在心里。“这场官司的输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让孩子不必在爱与陪伴之间，做一道残酷的‘单选题’”。几乎是一瞬间，我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。

把“坐堂问案”变为“上门走访”

小宇母亲是否存在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定情形？小宇祖父母是否具备监护能力？变更监护权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？带着这份疑问与思考，我把庭审从“坐堂问案”改为“上门走访”。

在村委会里，村干部向我详细介绍了小宇家的情况，他掏出手机，给我看祖孙三人的“垃圾分类”打卡照，照片里的爷爷奶奶背脊佝偻但喜笑颜开，站在小宇两侧。小宇母亲则红着眼圈讲述着重组家庭的难处、自己平日对小宇的照顾，哭着说不是不给钱，是自己经济确实困难，更怕让出监护权就失去了孩子。

爷爷奶奶谈起小宇就滔滔不绝，老人说道，小宇是他们与逝去儿子最珍贵的血脉联结，含辛茹苦地抚养至今，付出的何止金钱精力，更是全部的情感寄托。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，是失去这最后的依靠。老人的真实诉请不是争夺监护权，更不是索要“带孙费”，而是期望小宇健康成长。

把“你错了”转为“你需要”

在小宇母亲健在且具备抚养能力的情形下，祖父母并不适合担任小宇的监护人，但若依据法律规则“一撤了之”或“一驳了之”，显然不是最优解。

考虑到小宇爷爷奶奶年纪较大，腿脚不方便，我把调解安排到了老人家，爷爷、奶奶、妈妈、孩子、法官、书记员围成一圈，调解从“你错了”转为“你需要”。

爷爷需要“名正言顺”：把实际抚养写进调解书；妈妈需要“亲子链接”：保留监护权，督促履行监护义务；小宇需要“不选边”：抚养费与母爱均不缺位。我们以敬老怀幼、济弱扶困、礼法合治为价值导向，从下午2点谈到晚上7点，释明法理、阐明事理、讲明情理，终于把“对抗”化为“对话”，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：小宇随祖父母共同生活，母亲每月支付抚养费。双方迅速在调解笔录上签字确认。

把“你的笑容”化为“我的牵挂”

案子结了，心却没放下。调解书只解决了谁养、谁看、谁出钱，却留有一大片“儿童利益最大化”的空白。

我们启动“判后延展服务”：向小宇赠送自编法律宣传读本《漫话法律》，让他知道“法律也可以是我的护身符”；向小宇母亲发放了我撰写的家庭教育指导“三封信”，提示她要积极履行监护人职责。

我始终放心不下，来到小宇家作回访。一进小院，小宇就礼貌地问好，脸上满是笑容，招呼我们落座喝水。这和一年前那个都不敢抬头看我的孩子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。爷爷告诉我：“如今上学路远，都是小宇妈妈接送，放学回我们这儿，周末跟妈妈住。去年暑假还和妈妈去了海边，小宇玩得很开心。”说话间，小宇母亲开车到了小院门口，拿来一套新衣服，作为儿童节礼物。小宇跑过去挽着妈妈的胳膊，兴奋地问一会儿带他去哪儿玩。看着小宇灿烂的笑容，爷爷笑着说：“我们不抢孩子了，抢的是谁对他更好。”

那一刻，我深刻体会到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”的真义，它不是口号，而是一条把法律、亲情、社会编织在一起的保护网。让孩子不必在亲情“单选题”中受伤。作为法官，我们不仅是裁决者，更应是关系的修复者与温情的传递者——以心比心，让法律有温度，让选择被爱守护。

供稿：北京通州法院